于杭(化名)的工作很忙碌，她查了一周的行程表，只能拨出一个午饭的时间接受采访。这样的工作强度到了周末也不停歇，自动转为育儿频道。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从北京的西四环开车到东三环外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如果是不上艺术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虽然于杭自己也认为周末的早教课程在所有参加早教的孩子里面算多的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她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周末的繁忙行程，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孩子的接受情况综合判断”。

　　即便如于杭所说，这些训练课程并非功利的应试，而是针对孩子的特性，但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孩子随时会受伤的幻觉，以及自己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在近代，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

　　大约从2007年开始，当名目繁多的学前素质教育逐渐普及为大众所接受，北京一家知名早教品牌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发现热衷付费开发孩子潜能的会员里，60%是本科以上学历，家庭月收入过万，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都市白领。按照中国零点咨询调查集团对中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20～29岁的“80后”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可以合法生育二胎的，但事实上这部分人群生两个孩子的意愿最低。在调查所及的2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这两个超级大都市，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长三角地区的南京、杭州等城市生一个孩子的意愿更强烈。

　　看起来，子女数量的减少是世界性育儿焦虑的源头，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的国家，情况还不这么简单。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它创造了减少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的控制奇迹，也创造了1.6亿左右的独生子女。至今对这一生育政策的社会评价，多集中在新生儿减少造成的人口红利降低、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但如果结合成熟工业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发现，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他们所经历过的育儿模式，会对他们今日的育儿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曾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相比前几次婴儿潮，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之处在于，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

　　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城市白领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按照一项在线数据的调查，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 　　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